【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行動指南，對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
1、“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確立了主線
黨的十八大召開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同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新的理論成果。在2016年7月8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他又強調：“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
建設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首先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告：“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代表作《資本論》從商品的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出發，運用勞動價值理論，分析資本主義生產、交換、分配過程，揭示剩余價值的秘密，闡明了無產階級受剝削、受壓迫的經濟根源。正如列寧所說：“只有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才闡明了無產階級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鮮明地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不斷豐富和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他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我們要隨時隨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并且強調“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一系列論述延續了我們黨一脈相承的政治主張，同時也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確定了主線。
2、“新發展理念”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引領，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框架
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總書記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總結提煉出的規律性成果，是將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講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時，他特別強調要貫徹新發展理念。
新發展理念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創新發展是動力；協調發展是原則；綠色發展是方式；開放發展是路徑；共享發展是目的。如果把發展經濟比作做蛋糕，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創新發展是解決怎樣將蛋糕做大；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是怎樣把蛋糕做好；而共享發展是解決怎樣分蛋糕的問題。從理論構建的角度看，新發展理念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框架。
關于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但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規模大而不強，經濟增速快而不優，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然而這種傳統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必須轉向創新發展。如何實施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科技創新與體制創新“兩個輪子一起轉”的思想，既要通過體制創新推動科技創新；又要通過科技創新帶動體制創新。
關于協調發展。過去很長一個時期，我們認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以后，經濟就能克服生產的盲目狀態，可以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既不會出現生產過剩，也不會出現供給短缺。可是實踐證明，我們社會主義經濟仍然存在發展不協調的問題。改革開放前，經濟不協調主要表現為供給短缺；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又出現新的不協調，主要表現是供給過剩與需求不足，而更突出的是結構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著力提高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
關于綠色發展。早在150多年前馬克思就曾發出警告，要解決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人類要“一天天地學會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習常過程所做的干預所引起的較近或較遠的后果”。眾所周知，歐美國家曾走過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面臨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走歐美國家的老路肯定行不通。有鑒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并強調“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
關于開放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這一論斷，是基于對我國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我國古代對外貿易的繁榮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而到了明末清初，中國開始“閉關鎖國”，經濟也就漸漸落后了。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1978 年開始改革開放，到2010年我國就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實踐證明，以開放促發展是我們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
關于共享發展。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共享發展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最終體現。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曾經講：“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共享發展，就是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3、“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明確了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為研究資源配置確立了基本范式
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曾形象地將其比喻為“兩只手”。他認為增加國民財富的關鍵是發揮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只能履行“守夜人”的職責，主要是維護市場自由競爭。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雖然指出市場有可能在某一時間偏離均衡狀態，但同時又說價格機制會讓經濟恢復均衡，無需政府干預。到了20世紀30年代，國際上圍繞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展開了一場大論戰。1908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巴羅內論證了全部經濟資源歸公共所有、整個經濟由國家生產部集中管理的合理性。俄國十月革命后，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于1920年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一文，指出中央計劃無法確定某種產品最終是否符合需求，也無法計算某種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勞動和原材料，因此企業的經營活動不可能合乎經濟原則。米塞斯的觀點，得到了哈耶克和羅賓斯等學者的極力推崇。
1936年，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撰文論證，通過“模擬市場”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同一時期，凱恩斯針對1929—1933年西方經濟大蕭條，出版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指出單靠市場無法解決失業問題，主張國家干預經濟。1949年，薩繆爾森對新古典和凱恩斯理論進行了綜合，得出的結論是：若一國經濟未實現充分就業，就適用凱恩斯理論；若已實現充分就業，國家不應對經濟進行干預。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后，又產生了新凱恩斯主義，認為靠價格機制不能實現市場出清，政府應通過經濟政策修復市場機制。
從中國的實踐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學習蘇聯模式，長期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開始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進行探索。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個提法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一次重大突破。伴隨農村改革的初步成功，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又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說明關于市場的地位與作用，我們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解釋說，這一改動“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并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市場與政府關系的重要思想，對我們研究資源配置有三點啟示：
第一，計劃與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機制，與社會制度無關。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
第二，市場并非萬能，在有些領域市場可能失靈。正是由于市場會失靈，我們不僅要研究市場運行的一般規律，也要研究市場失靈。我們知道，西方經濟學也承認市場失靈，但認為只在三種情況下才會失靈：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對稱；二是經濟活動有外部性；三是在公共品與公共服務領域。除了以上三種情況，市場其實還有一種失靈，那就是市場分配容易導致收入差距過大，形成兩極分化，對收入差距過大問題政府應該加以調控。
第三，政府也并非萬能，政府管理經濟也可能失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并強調“發揮政府作用，不是簡單下達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思想，實際上明確了政府作用的原則與方法。
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為經濟學理論創新貢獻了中國智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經過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后，我們要將速度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結構從中低端轉為中高端；動力要從投資、出口拉動轉為創新驅動。怎樣成功地完成這種轉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為未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其核心要義是，中國經濟要實現持續健康發展，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應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要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調整。
過去很長一個時期，我們政府管理經濟的著力點是在需求側。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主要措施都是擴大內需。可是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不僅是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生產體系與需求結構不匹配。一方面，生產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土地、能源等要素價格上漲，生態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產業升級緩慢，過剩產能累積，需求外溢較為嚴重，企業效益下降。面對這些問題，僅擴大內需雖能實現總量平衡，但卻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問題變了，解決問題的思路當然要變。
從經濟學說史追溯，早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重視供給管理的。薩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中就提出“供給可以自動創造需求”的觀點，這一觀點被后人稱為“薩伊定律”。可是1929—1933年西方國家發生了“經濟大蕭條”后，“薩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凱恩斯在《通論》中用所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和流動性偏好”三大心理規律，論證了經濟大蕭條的原因是由于社會有效需求不足，于是提出政府要干預經濟，主張通過刺激投資和消費擴大需求。從此，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就從供給側轉向了需求側。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想，顯然不同于凱恩斯理論，也不同于西方供給學派，更不是對“薩伊定律”的回歸，而是基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綜合研判全球經濟大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符合中國國情、可以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中國方案。這一方案，對世界上其他國家解決結構性問題也有借鑒價值。
全面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想，要抓住三個關鍵詞：第一個關鍵詞是“改革”。黨的十八大召開后，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改革，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習近平總書記這里講的改革，強調的是改革資源配置的體制機制。具體講：就是要通過改革要素市場體制化解產能過剩；改革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引導資源優化配置；改革行政審批體制與財稅體制降低企業制度性成本；改革金融體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改革投融資體制擴大有效投資補短板。
第二個關鍵詞是“供給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顯然，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給側，所以改革必須從供給側發力。首先要從生產端優化生產要素的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從體制機制上解決供需錯位問題。同時，還要優化現有產品和服務功能，提升供給質量，并通過培育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創造新的供給，以此創造和引導新的需求。
第三個關鍵詞是“結構”。解決結構失衡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結構性改革的近期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不僅是為了調整供求關系、緩解工業品價格下行壓力，而且也是為了去杠桿、防范金融風險。而降成本、補短板，則是為了提高企業競爭力、改善企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增強經濟增長能力。結構性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建立供給結構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體制機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穩定經濟增長的治本良藥，因此“現階段推出的短期調控手段，也要注意同改革目標一致起來，推動形成完善的體制機制”。
（作者 王東京 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0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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